退役军人扎根大凉山支教把孩子拉回课堂送出

黑龙江白癜风微信交流群 http://www.guanxxg.com/news/roll/1561233.html
来源：新京报退役军人谢彬蓉扎根大凉山支教把孩子拉回课堂送出大山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扎甘洛村坐落在海拔米左右的龙头山上。上山的路紧挨着悬崖，蜿蜒曲折，半山坡一处相对平整的空地上，有一个活动板房教室、一片狭长空地做“操场”、一面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一间土坯房宿舍，这几乎是扎甘洛村小学的全部。这里甚至称不上是一所小学，而是一个位于扎甘洛村的教学点，今年50岁的谢彬蓉是这个教学点唯一一名固定下来的教师。谢彬蓉曾是空军某部的一名高级工程师，大校军衔，年退役后，她从工作了20年的内蒙古额济纳旗戈壁滩，一头扎进了大凉山。脱下戎装，站上讲台，原本只是想短暂支教圆一个“教师梦”的谢彬蓉坚持了一年又一年。她把孩子一个一个拉回课堂，这个只有45户多名村民的彝族村寨，上学的孩子从不足10人，增加到30多人。谢彬蓉是家长口中可靠的谢老师，更是孩子眼里的“谢妈妈”。通过教育让更多孩子走出大山，谢彬蓉想要一直做下去，她说“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坚持要把孩子们一个个拉回课堂新京报：是什么原因让你下决心在退役后选择去支教，并坚持这么多年的？谢彬蓉：我大学读的是四川师范学院，如果不进部队，我会成为一名教师，我也很乐意成为一名教师。我父亲是参加过 的老兵，他退伍后就回到家乡当了小学教师，这对我触动很深，我想我也可以退役后去支教，算是圆自己一个“教师梦”。开始我只计划当一个学期的志愿者，完成自己这个梦想就可以了。但最终让我留下来的是，我看到当地那种缺少教师、孩子们受教育少的状况，不忍心走。新京报：当时情况是什么样的？谢彬蓉：我最初是在凉山州首府西昌市附近的一所小学支教，那里的教学条件、孩子们的学习基础和受教育程度很差。支教快结束时我被抽调到当地中心校监考，发现很多孩子考卷大片空白，有的孩子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我不忍心走了。后来我就到了更缺乏教师的扎甘洛村，成为村里教学点的老师。年，刚到扎甘洛村的时候，整个教学点只有不到10个学生，而且这些孩子还不能同时来上课，需要给家里放牛放羊。早上8点钟开课，有的孩子11点才来。家长也不重视读书，尤其是女孩子，家长觉得孩子十几岁就要嫁人，长大了也就是在山里放牛，用不着上学。所以我当时去了最重要的任务，是家访，给家长们做工作，一个一个把孩子们拉回课堂。新京报：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改变？谢彬蓉：我待了将近一年的时候，来上课的孩子陆续多了起来。因为家长们看到，这个老师留下来了，能持续教课了。过去教师流动性大，孩子们上着上着就中断，干脆就不上了。有家长和我说，你开课晚一些，太早了孩子们还要干活，来不了。我不同意，孩子们上学就要按时来，进教室就是要敲门，课堂是神圣的。当时除了扎甘洛村，旁边几个村的人也找来，希望孩子在这里上学，我说只要我这间教室放得下，都可以来。年新学期我组建了新的一年级，是30多个孩子的“混龄”一年级，有的孩子六七岁，有的孩子十几岁，现在他们已经五年级了，没有孩子中断过学业。改变教育就是希望更多孩子能走出大山新京报：上课教孩子们什么？谢彬蓉：开始我重点教他们生活习惯，刷牙、洗脸、洗衣服，讲卫生、懂礼貌，最基本的生活常识和技能，告诉孩子们在学校要说普通话。课程上，除了语文、数学、思想品德之外，美术、体育、音乐，这些都要有。这五年，我已经教了他们4套广播体操了。教室里有图书角，孩子们有图书可以看，我还会带着他们看电影、下棋。“六一”儿童节我们会组织文艺汇演，端午节带孩子们一起包粽子。也会有别的支教老师来几个月或者一个学期，给孩子们带来新鲜的知识。新京报：为什么除了文化课还会增加很多业余活动？谢彬蓉：这虽然是山里的一个教学点，但我想别的孩子能学到的知识让他们也可以学到，该有的仪式感他们也得有。过去孩子们的童年只有牛羊、山坡，和家里脏兮兮的小猫。童年应该是丰富多彩的，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他们的灵魂尽可能地丰富起来。我不是科班出身，教得不一定有那么好，但是我想用我的热情带动他们，我的爱是在他们身上的。新京报：5年来那里有什么变化？谢彬蓉：我们部队上有一句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经济环境、社会环境都变好了，国家非常给力，精准扶贫后路修平整了，村民们都住上了新房。人们的思想也在潜移默化发生变化，起码家长对教育重视程度提高了。但是教育是一个柔性的东西，不像房子修好了，它就可以住70年、80年甚至更久。教育如果不去持续引导的话，它有可能会断层，所以要持续扶持教育。而且，教育才是阻断他们贫困的根本之策，既急不得也等不得。我班上一个学生，学习成绩优秀，连跳了两次级，我看得出是个学习的好苗子，我就和组织提出让孩子到重庆读民族中学，组织上也特别愿意给孩子这样的机会，现在她已经在重庆读了初一。能把孩子带出大山我很高兴，教育也是希望更多孩子能走出大山。新京报：你自己的军旅经历是否对孩子们有影响？谢彬蓉：大凉山的孩子本来就像山风一样，在山间放牛，自由惯了。而我自己平时站着就很端正，走路有精气神，房间规规矩矩、干干净净的，被子叠得笔直。这些他们都看在眼里，逐渐有了规则意识。这和我们部队里的要求一样，要“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未来能继续做下去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新京报：你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收获了什么？谢彬蓉：一直以来都说是我对他们付出，实际上孩子们也在教会我怎样对待生活，教会我怎样与大自然融合，我和孩子们相互鼓励，一起成长。今年初山里下大雪，我送几个路途较远的孩子回家，雪地里路滑，经常奔走在山里的孩子们知道路况，比我还灵巧，一路上他们都在照顾我，呵护我，怕我滑倒出事。还有一次，我背着一个身体不舒服的孩子回家，她在我背上喊了一声“阿嫫”（彝语中“妈妈”），我的心一下就化了。他们反馈的都是悄无声息、不需要大张旗鼓但我能感受到的那种爱。新京报：你多久可以回一次家，每年陪伴家人的时间有多少？谢彬蓉：我对女儿的陪伴从她小时候就很少，她读书期间我一直在部队，回家机会也有限，现在她已经在上海工作。支教以来我每年寒暑假在家，每次将近一个月时间，家里人也很习惯这样。新京报：未来还有什么计划，有给自己制定时间表吗？还要支教几年？谢彬蓉：今年春节前我脚崴骨折了，现在多数时候还在卧床休养，但孩子们的学习不能耽误，我给他们安排了一些作业，不能让他们中断学习。我在尽快恢复，等自己好利索了赶紧回去给孩子们上课。没有给自己制定时间表，我只有一个方向，但不会具体细化，因为变化太多，把当下的每一个点做好就可以了。只要那边的孩子们和家长有需求，我自己的身体还允许，我就会一直做下去，能做下去，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新京报记者张静姝